王兆芳(1861～1898)，字漱六。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出生于通州兴仁项家桥(今属通州市)。清末学者。
祖籍兴仁项家桥，世代务农。他早年丧父，为家境贫寒所迫，母子给一成姓富户作佣工、放牧，借以糊口。一天，他牧牛经过村塾前，为塾内琅琅书声所吸引，伫立窗外潜听默记，好久未肯离开。日复一日，渐能成涌，后为塾师发现，塾师见他求读心急，且天资聪颖．便劝他入学。他说明正为人放牧，无力就读，但内心十分向往。归至母亲跟前，牵衣哭泣，哀请让他入学，母亲见他求学心切，不忍拒其所请，于是向东家辞去佣牧，改嫁他人，支持他入垫读书。他入塾之后，日读夜思，好究委穷源,因家贫无钱购买灯油,他常就邻人灯窗之旁，或乡庙长明灯下。通宵达旦，读书不倦，因此，学业大进，所提问题，常使塾师结舌。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左右，乡间遭虫旱之灾，米贵如珠，民不聊生。继父举家迁徙，中途母子失散。他流落通州，虽为街头乞儿，仍不忘学习．常徘徊于儒学门首。一日．为一王姓的蒙馆老学究所见,乃予收养。适通州举人吴某需一书僮，王学究给以引见．吴举人知其缘由，予以录用。他在吴家侍读，暇时则取书细看。久之，为吴举人觉察，考以经义，有问必答，且多有发挥。从此，吴举人对他另眼看待。当时，正值金沙秀才邱松甫在吴家处馆，对他也十分赏识。未几，邱松南中举，便资助他入江阴南菁书院研究经学，并以爱女许配他，当时，他只二十岁左右。
进南菁书院后，他知求学不易，愈加刻苦钻研，每学不囿于独家之见．而是广采博纳，权衡是非，因此，见识多有古人未到之处，深受当时经学名家、江苏学政黄体芳(元同)的赏识；省学台吴汝纶，对他也另眼相待，并收为私塾弟子。从此，他在经学界渐露头角，成为远近知名的青年学者．曾任云南大姚县教谕二年。
仕途早夭
光绪十五年(1889年)，应试中举。回金沙后连日开贺，门人禀报后门有一乞妇求见。他沉思良久，知为生母，因受经学伦理影响，认为“亲儿不认改嫁娘”。于是以二百文叫门人打发老妇走开。其母闻言痛哭，自缢于后门边厕所中。为此，乡里暗下都以“不孝”议论他，以至中举后久未铨叙录用。他亦颇为后悔，常书《孝经》，表示忏悔。当时，吴汝纶任京师大学总教习，邀其赴京，力荐于西太后慈禧，建议吏部破格铨用，西太后破规召见．策试时对答如流，视为异材。因他身材矮小，西太后曾以“矮脚书橱”称之。此话褒中有贬，竟使他因“其貌不扬”而未发放官职，他在京师时，寄居在京师大学．爱其藏书丰富，日夜查阅，以至废寝忘食，曾于雪夜冒寒挑灯夜读，专心致志于经学研究。吴汝纶曾为他披上大氅御寒，传为师生佳话。
返乡办学
他回到金沙后，潜心研究经学，称其所居为“霞山精舍”，并于家中(旧地在今县招待所对门)开馆教授学生。他注重学生对知识的融会贯通，当面为学生批改文章，重视培养人才。通州张啬庵久闻其名，曾登门拜访，共商学问.一次，应张啬庵邀请，至通州师范学堂，他发现大门横额为翁同和新手书“师范学堂”四字，沉吟片刻，对张啬说：“不当，不当。”张啬庵问其原因，他当即指出：“堂者，办事之处也。此乃授业解感之所，应改为“校”字。校者，教也，”张啬庵大为钦佩,乃将“师范学堂”改为“师范学校".
他一生重儒轻佛，致力于经学研究。一日，乡里相传，“北山菩萨灵验”。他认为此是迷信邪说．愚弄百姓。于是率领学生至北山，捣毁神像。由于多年苦学，身体虚弱，加之仕途失意，内心怅惘。因此卧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他于病中，接中国教育会会长蔡元培先生发柬之聘书，邀其任教。他欣然应命,回书病愈后即当启程，不料在整装待发时突患脑溢血去世。年仅三十八岁，张啬庵闻讯，哀悼不已，曾送了这样一副挽联：
“不以流俗毁誉祸福淆是非，企古学礼，儒者，儒者；
方为世界经济学问造因果，丧我同志，天乎，天乎!”
并称之为“文者先生”，表示对他的推崇和悼念。 他的著作有《公羊异礼疏证》一卷，《经义征学》四卷，《古今义鉴>>二卷。《教育原典》六卷，《霞山精舍文献记》二卷，《才兹文》、《文学释》各一卷，内容考证翔实、说理清晰、透彻，可惜大部分已经散失。其手抄《孝经》，笔力遒劲，可见其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