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甫(1913—1990），又名赵文渊、赵漪泉、赵炳文。新安五头河北尤庄人，曾任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赵文甫7岁入学，读过七年私塾，三年高小，于1934年考入省立辉县百泉乡村师范学校。
他在百泉乡村师范上学时，经常阅读进步书刊，发起组织了“新垦文艺社”，出版了《垦海》文艺月刊，以各种形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该社成员节衣缩食，自筹经费，在郑州《大华晨报》上开辟《新垦》文艺副刊，充分利用这块阵地，团结进步青年，开展爱国抗日宣传，并积极从事诗歌创作，先后以“逆非”、“逆飞”、“亦非”等笔名发表许多作品。他的诗作格调激扬、文字质朴、内容富有战斗气息。如在《送友人赴敌》一诗中写道“听战鼓频催、战马嘶鸣，请唱赴敌的战歌，到了决胜疆场、光复故土的时候，就一鼓作气杀向敌人的大本营……”校方曾以《中日应否亲善》为题举行时事辩论会，他在会上慷慨陈词、直述已见：“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间岂有亲善可言！”严厉痛斥了“中日亲善”的谬论。
1937年7月，他从百泉师范毕业，回到他曾经学习过的洛阳明德初中任历史教员。其时正值“七七事变”后，他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愿望，积极寻找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同年10月，经豫西地下党负责人沈东平和李品清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在洛阳从事地下工作。他先后以明德、河洛、复旦等初中教师身份作掩护，担任中共洛阳城区街道支部书记、洛阳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城区委书记等职。在中共豫西特委和洛阳县委领导下，发动学生，宣传抗日。他曾带领学生话剧团、歌咏队到城乡巡回演出，还组织输送几批进步青年学生赴延安参加革命。1938年1月，洛阳开明人士郭函创办民间报刊《行都日报》，赵文甫派地下党员周肇瑚打入该报部，发展党员十多名，建立起地下党支部。利用该报，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有力地配合了党在豫西和河南各条战线上的抗日救亡斗争。
1939年冬，蒋介石发动第一次-高潮，驻扎在洛阳的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部也积极进行-活动，镇压破孩共产党的进步青年。国民党特务机关通过调整复旦中学领导，控制了学校的局势，赵文甫受到严密监视。鉴于此，豫西特委于1940年春调赵文甫到比较偏僻的宜阳县东赵堡负责该区党的工作，公开身份是赵堡中学教导主任。赵文甫到任后，组织师生读书会，有针对性地开展抗日宣传，培养进步青年，很快得到师生的拥戴和山村群众的称颂。1940年3月9日，国民党宜阳二县党部书记庞毅民和教育局长王玄冰带领数十名武装 到赵堡，把守学校大门，搜捕共产党人。赵文甫见情况异常，迅速销毁了随身携带的地下党名单，通知两名党员教师从后院角门脱身，他以为自己到校不久，敌人不知情况，就神态自若地以教导主任身份出面陪庞、王等人。 四处搜查，并集合学生，威逼他们说出共产党员，均无结果。傍晚时分，敌人声称在赵文甫床下搜出了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和《党员读本》，将他逮捕。危急关头，党组织派党员分头串联学生和学生家长出来阻挡，群众齐喊：“赵老师是好人，不能带走！”。庞、王慑于群众的围攻，遂将赵文甫留在了赵堡联保处。是夜，为防不测，党组织在联保处主任、地下党员王玉珍的协助下，支开看守，乘机把赵文甫送出赵堡，连夜赶到洛阳八路军办事处。
1940年3月，赵文甫奉特委之命来到位于永城县大李家的豫皖苏边区党委机关，区委书记吴芝圃派他到涡阳县组建中共县委并担任书记。5月中共皖北特委成立，赵文甫任特委组织部长兼涡阳县委书记。涡北是边区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涡南是敌战区，涡阳县是边区的南大门，境内党组织力量十分薄弱。赵文甫上任后，半年内建起3个区委，支部增至30个，党员发展到500名。同时，还发动群众组织农民抗敌协会，进行反苛政、反-、反强拉壮丁斗争；发展地方武装，组建乡自卫队和区队，配合主力部队作战。
是年秋，蒋介石令汤恩伯率领10万大军越过平汉线向豫皖苏边区进攻，日军也沿陇海线向东扫荡。中共中央命令华中党组织和军队坚守边区，以防敌人切断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联系。10月，边区党委决定撤销皖北特委，建立豫东南和皖北两个地委。赵文甫任团政委，他带领自卫团配合主力向涡阳方向抗击日伪顽军，在吴桥反袭击战，一举粉碎顽军挑衅。之后，赵文甫改任地委组织部长。
1941年“皖南事变”后，赵文甫奉命带领自卫团配合主力部队挺进涡南敌战区。他利用日、顽矛盾，夜袭日伪据点张村铺，缴获敌人200多条枪。他发动群众，组织涡南区武装，并建立汇集区党政组织，打开了新区的工作局面。为巩固涡阳根据地，涡浍地委决定赵文甫兼任涡阳县长，主力部队离开涡阳后，他带领涡阳军民在涡河沿岸开展游击战，在龙山集、青町集两次歼灭战中，重创顽军，受到了区委嘉奖。
是年5月，赵文甫奉区党委之命，带领部分干部转移到津浦路东，进入淮北根据地，任宿东地委委员。11月，又调淮北区党委任组织部副部长。
长期艰苦的战争生活，使赵文甫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病，经常咳血。1942年10月，经区党委批准，停止工作，治疗休养。
1946年9月，国民党10万大军进攻淮北根据地。大敌当前，赵文甫带病请求参战，华中七地委派他担任中共泗阳县委书记。位于淮北中心地带的泗阳形势十分严峻，反动势力猖獗。赵文甫临危受命，为打开局面，他先把证据确凿的内奸分子抓获，公审处决，接着又恢复和扩大了三个游击区，泗阳民心大振，局势得到了控制，赵文甫因此受到了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的表扬。11月，淮北地区形势恶化，地委主要领导主张撤退，赵文甫等人力主坚守。因地委主要领导未采纳不同意见，仓促撤退，致使许多干部群众来不及通知，造成很大损失。撤到河东后，赵文甫决心向华中分局反映自己的意见。华中分局领导对赵文甫的意见极为重视，派民运部长刘瑞龙主持召开淮北工作检讨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上赵文甫严历批评了地委领导人的错误，不少同志声泪俱下，会议统一了思想，鼓舞了斗志。会后，在主力配合下很快收复了淮北。
1947年1月，赵文甫奉命随华中分局转移到山东解放区，任华东军区支前司令部人力动员部巡视员。10月，任胶东土改工作队队长。
1948年5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成立，他随中原局第二书记陈毅、第三书记邓子恢到中原解放区。中原局设在宝丰，赵文甫任中原局组织部干部处副处长。9月，中共豫西区党委成立，赵文甫任区党委委员、组织部部长。
1949年3月，中共河南省委成立，他初任省委委员、组织部副部长。后相继担任省人民政府人事厅厅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书记，省委组织部部长。1953年3月，任河南省委第二副书记，1955年5月任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分管组织工作和纪律检查工作。工作中，他坚持“任人唯贤”的用人原则，多次强调提拔使用干部一定要公道，对于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密切联系群众，又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德才兼备的干部，不论来自何地都要重用提拔。他要求组织部门的干部，一定要在思想作风方面起模范带头作用，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他的一个侄儿从农村老家来找他，求他安排工作，他没有答应，并说服侄儿安心农业生产。
1955年，他在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被选为第一副省长兼省计划委员会主任。以后在第二届、第三届省人民代表大会上，又连任上述职务，长期主持全省经济工作直到文革。赵文甫主持经济工作之初，正是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关键时期。他缺乏经济工作经验，就边学习边工作，经常深入到农村和工地，向工农群众和专家求教。对“一五”期间的重点建设城市郑州、洛阳、平顶山、三门峡等，赵文甫逐个进行实地调查，帮助解决规划建设中遇到的各种难题。
1956年秋，身为河南省委副书记，第一副省长的他自解放后第一次回新安探家。一到县里，他看到县里为他安排了周密的民兵保卫岗哨和为迎接他回乡制定的临时修路方案正在实施时，非常生气地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不是当官作老爷的”，他告诫县领导同志：“我们共产党人要处处以人民利益为重，不要搞特殊化，家乡公路建设要加快发展，但不能因为我回家才临时修一阵子，公路不通，我可以步行！”结果他步行20里山路回到了家乡五头。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伊始，他和省委其他领导一样持积极热情的态度。1959年春，他在豫东检查工作，面对灾民，触目惊心，泪如雨下。群众大会上，他诚恳地说：“父老乡亲们生活这么困难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我们工作有严重的官僚主义，我首先作自我批评。”他夜不能寐，食不甘味，一面向省委和中央如实反映情况，一面紧急布置救灾工作。他从省里调拔几十辆车昼夜不停往各地灾区运粮，抽调几百名干部带领医务人员和药品到灾区为群众治疗。他和开封地委的负责同志一道，研究制定了《关于当前群众生活问题的十项紧急措施》，及时制止了事态的发展，安置了群众的生活。回郑后，赵文甫把所见所闻写出书面报告，向省委大声疾呼，请求立既整顿干部作风，杜绝浮夸作假，密切党群关系。可惜未受到重视，而且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评指责。但他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替下面被批判的同志承担责任。1961年4月，赵文甫受省委托主持平反工作，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使大批受错误处分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得到平反。1963年春天，他来豫西检查工作，回到新安后，在离五头还有二、三里就下车步行，受到家乡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不时向群众挥手致意，没有一点衣锦还乡的派头。当他走到当年的老同学崔金兆面前时，两人对视良久，他说：“你是不是崔金兆？”老崔没有想到几十年未见面，省长还一眼认出了他，老崔激动得眼含热泪说：“是我，是我！你不是当年的老包吗？老伙计，你现在真当了大官啦！”周围的群众都被这个场面所感动。经老崔解释：“渊子(他的乳名）小时候在家演戏时常扮演包公，加上他办事公道，正直无私，小伙伴便给他起了个老包的雅号。”乡亲们刚才见省长时还有点紧张，此时心情一下子变得轻松活跃起来，大家高兴的说：“人家当了省长没半点官架子，还是这样家常。”
当天晚上，他不顾旅途劳累，邀请村里乡亲们就在他家的院子里座谈，了解农业生产及群众生活情况。当时大家还有些拘谨，站在周围没人多说话，他便招呼大家：“不要紧张，有啥说啥吗，俗话说官大不压乡邻，都是咱自己人快坐下！”经他这么一说，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家围坐在一起，大到国家大事，小到日常生活，家长里短，题材多样，气氛和谐融洽。他很注意倾听大家发言，并不时对提出的问题做以解答。座谈中当他得知生产队只有一头牛，群众吃面要靠抱着磨棍推磨时，他表情严肃，深思良久说道：“牛是农民的宝贝，没牛咋种地？大家白天下地干了一天活，晚上还得推磨，这不是个办法，得想办法解决，”过了一会儿，他接着说：“咱村边有河，可以贷款安盘水磨，再买上几头牛，把地种好，才有粮食吃。咱这里地也不赖，我看只要大家肯干，两年就能站住步。”闲扯中，他又提起了建砖瓦窑的事说：“咱门有人会做砖坯，也会烧砖，那就干起来嘛！有了副业收入大家不就有钱了吗？”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座谈会一直开到深夜。
之后，在他的大力支持下，麦后村里就用无息贷款买了5头牛，安上了水磨，开起了砖瓦窑，秋天又从荥阳买回了台榨油机，村里群众生活得到了迅速提高，集体收入也得到了不断增长。年底队里拿出6000元现金给群众分了钱。村里人去郑州向他汇报了这些情况后，他很高兴地说：“现在情况好了，但不能忘了国家，一定要把贷款还了，公家照顾了咱们，咱可不能坑了公家。”在他的督促下，村里很快还清了贷款。
他非常关心新安的农业生产，为开阔家乡基层干部的眼界，多次让县里组织生产队和大队干部到新乡、许昌、郑州等农业先进地区学习，引进小麦优良品种，使新安小麦亩产大幅度增长。在他的关怀和支持下，以后又多次引进了高粱、玉米、红薯新品种，有力促进了新安农业生产，改善了群众生活。
1964年探亲回家期间，他听说五头舜王庙有座水库，便立即前往查看，他一再叮咛随同干部，要把死水变成活水，为百姓造福，使旱涝保丰收。在他的过问和支持下，1965年便开通了渠道，使下游数千亩旱地变成了水浇地。
他为人谦虚谨慎，曾告诫他在家当生产队长的兄弟说：“当队长，办事要公道，财务要清楚，帐目要定期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如果你在家-胡来，以后就不要来见我”，还交待他：“要听大队、公社领导的话，且勿仗势欺人，横行霸道，让别人看不起咱。”
他家的老宅是土窑洞，年久失修，坍塌不堪，特别是70年代县党校驻地在五头，每次开会都有不少人去观瞻他的家，看到这破败的景象，没人相信这就是省长家的宅院。
1964年春，他侄子邀请亲朋帮助修整老家宅院，他听说后，认为大灾之后不宜为之，况值春耕大忙，兴师动众影响不好，遂派人回来说，他家窑院不准修建，应立即停工。其实已修的半拉子拉马墙，无非是料礓石，并非特殊材料。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新安县的大牲畜由原来的6800头减少到不足3500头，农民种地十分困难，不少地方要人拉犁种地。他听到情况后，感到问题严重，要求县领导高度重视、采取得力措施，迅速解决这一问题，并指示新安要大力发展畜牧业，并亲自写信，多方协调联系，从栾川、罗山等县购买回优质、便宜的品种黄牛，并出面由省政府拔付部分资金予以支持。到1963年底，全县耕牛发展到6000头左右，生产力得到了恢复。在此基础上，他又亲自写信联系，让县里到浙江购回一大批安哥拉长毛兔。兔毛可卖钱，兔粪可上地，兔肉可以食用，群众拍手欢迎。在他大力支持下，全县养兔生产发展很快，实现了全县一人一只兔的奋斗目标。群众收入明显增加，以后又通过麦杆加工草帽，上山开采矿石等多种经营，新安的经济得到了很快的发展。
对新安的农田基本建设，他倾注了大量心血。在他的支持下，由省委派出的农、林、水部门领导和专家组成了工作组到新安深入山区搞调研，因地制宜提出不同治理方案：一是沿山沟河边修水渠建抽水站，适宜打井的打机井，兴修水利；二是在丘岭地区，大搞水平梯田；三是在深山区，大搞闸沟淤地，三年内发展沟坪地16万亩；四是架设通往山下6个公社的高压线，建立龙渠变电所，解决工农业生产、群众生活用电问题。
1966年夏“文革”开始。9月5日，郑州大学学生发起“炮打河南省委司令部”煽风点火大会，矛头指向赵文甫。此后，他被戴上“历史-”的牌子，连遭批斗，并被当作“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河南的代理人”，在《人民日报》上点名批判。但他始终坚持原则，顽强不屈。政治上的诬陷，精神上屈辱，肉体上的折磨，使他肝病急剧恶化，严重腹水，生命垂危。周总理看到病情报告后，当即指示：一立即停止批斗，二住院抢救，三由省军区实行监护。他听到指示后泪如泉涌，此后他在郑州某空军医院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治疗期。1969年10月，林彪下令全国进行战备疏散，1970年初他被遣送到灵宝县医院。期间两次大出血，病情日重，1971年底才回到郑州解放军153医院，1972年2月转入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由著名专家陆维善大夫主刀为他作了脾摘除手术。1973年5月回郑州休养，在家中他坚持每天读书看报，关心党和国家的命运。虽然每月只领40%的工资，但仍按原工资额交纳党费。
“文革”后，中共中央、中共河南省委分别作出决定：“恢复赵文甫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分配工作。”1977年9月，他进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78年春，学习结业后回到河南，任省委常委、省委科教办公室主任。恢复工作后，他立即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着手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各项知识分子政策，为河南科教战线的拨乱反正作了大量的工作。12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发【1967】216号文件及附件，为他彻底平反。中共河南省委相继任命他担任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和省委政法小组组长。
1979年2月14日，中共中央任命他为河南省委书记。9月20日在政协河南省第四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又当选为省政协主席。他主持省委工作，坚持党委集体领导的原则，为蒙受不白之冤的党员干部平反昭雪，纠正了大批冤假错案，稳定了河南的政治局势，完成了工作重心的转移。
1983年4月，他在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同时担任党组书记。任职期间，他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加强人大自身建设，密切联系群众，正确行使职权，为河南的民主法制建设作了大量工作。
1985年，他离开领导工作岗位，但仍然关注着河南的建设工作。他多次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向省委、省政府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他撰写的《尽快解决豫西一些地方缺水问题》的报告和《解决河南电力不足》的报告，字字句句都凝聚着一位老共产党人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赤子之心。
1990年12月15日，他因病住院，治疗期间，仍关心着河南的党史工作。他自1980年5月开始，曾先后兼任省委党史征编领导小组组长、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主任、省党史工作委员会名誉主任，为河南党史资料征编作了许多指导性工作。弥留之际，他还断断续续地叮嘱前来看望他的佩明：“把《豫皖苏边区党史提纲》写好后，送给张震……。”
1990年12月25日，赵文甫在郑州逝世，享年7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