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子忠，字道母（梁清标《画谱序》亦作“道毋”），原籍山东省莱阳县人，后移居顺天（即北京）。其好友梁清标在其所辑刻崔子忠所绘《息影轩画谱》序中称崔子忠：“天启时为（顺天）府庠生，当生于万历年间。”又说他“甲申之变，走入土室而死”，当卒于1644年。周亮工记他“年五十病，几废之。后遭寇乱，潜避穷巷，无以给朝夕。有怜之而不以礼者，去而不就，遂夫妇先后死”，当生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前后，根据《书画记》和《神州国光集》等史料著录，崔子忠的绘画作品涉及面很广，在人物、山水、花鸟方面都有涉及，但以人物的特长，与陈洪绶并称为“南陈北崔”。他作画用纸或绢素，没有定数，或为卷轴，为中幅册页，为扇面，似乎很随便。他的同代人孔尚任在《享金簿》中称：“莱阳崔子忠，号青蚓，人物称绝技。人欲得其画者，强之不肯。山斋佛壁则往往有焉。后竟以饿死。予得十八尊者一卷，笔意超迈，神气如生，每一尊者俱有自制小赞，字与画皆儒笔墨。”（见《美术丛书》第一集第七辑）。周亮工《书影择录》称：“画家工佛像者，近当以丁南羽、吴文中为第一，两君像一触目便觉悲悯之意，欲来接人，折算，衣纹、停分、形貌犹其次也。陈章侯、崔青蚓不是以佛像名，所作大士像亦遂，欲远追道子，近逾丁吴，若郑千里辈，一落笔便有匠气，不足重也。”（见《美术丛书》初集第四辑二三七页）崔子忠的书画，孔尚任推为“儒者笔墨”，而亮工以贬低丁南羽、吴文中、郑千里等人物画家，来提高陈、崔两家的绘画地位，虽有可值得商榷之处，但在明清以来以仿古为能画，笔笔讲出处，处处要师承，非某宗某派则为野狐禅，画坛了无生气，特别是山水画。自明董其昌画分南北宗，提倡文人画，至清代的四王、吴恽等，把山水画拔高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相形之下，人物画是不被重视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看重陈老莲、崔子忠，并把他俩并称为“南陈北崔”，是有其特殊意义的。
画史上都说崔子忠“善画人物，规模顾、陆、阎、吴名迹，唐以下不复措手。白描设色能自出新意，与陈洪绶齐名，号南陈北崔”。这种评论是近乎实际的，他绘的《桐荫论道说法图》（亦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一看题记，有可能误认为是陈洪绶画的。其好友梁清标在其死后为其辑刻的《息影轩画谱》，其人物造型、表现方法与陈洪绶的《水浒叶子》亦很相近。故有“南陈北崔”之说。他们两人在画风上相似，却不能相互代替，他们都以人物画为主要特长，社会声望也不分轩轾，但却各有特色。陈洪绶的作品才气横溢，寓美于形色，而崔子忠的作品却朴实无华，寓意于内蕴。按梁清标的说法，崔子忠晚年“息影深山，杜门却扫”浏览史籍，每遇有忠考奇节人物，义使巾帼英雄，绘图像，立传赞，虽称自娱，也可以起“顽廉懦立”，立德、立功、立言、立像，合称为四不朽之作。正因其作画极为注重立意，因此为当时的文人和画家们所推崇。崔子忠善于表达历史题材，尤其喜欢画文人们的风流韵事，他的《云中玉女图》、《苏轼留带图》、《桐荫博古图》、《临池图》以及罗汉道释等图，都是人物画，也都具有来历，题材不见得新鲜，但由于他构思画法有新意，或多或少加进自己的东西而成为新作，也是耐看的。《藏云图》即是此类典范，此图以人物为主，衬以山水，其高山大川的描写为刻画人物服务。由画中题识可知此画是为玄胤同宗所作，画中一团云气缭绕，是表现巫山浓云虚幻之处，“不辨草木，行出足下，生生袖中，旅行者不见前后。史称李青莲安平入地，负瓶瓿，而贮浓云，归来散之以内，日饮清泉卧白云，即此事也。”画面中唐代大诗人李白盘腿端坐四轮椭圆底盘车上，缓缓行于山路中。李白仰首凝视头顶上的云气，神态闲适潇洒；一稚童肩搭绳索，牵引车子，另一稚童肩荷竹杖，作引导状。在具体表现上，其衣纹作颤笔细描，虬折多变，折而不滞，颤而不散，突出了衣服质料的柔软质感和随风飘的动势，气意超迈，神色如生，可谓自成一家。
崔子忠不遗余力地颂扬历史上的隐逸君子，是其人生观的曲折表现，同时亦是明末文人们走投无路，徘徊苦闷的心理状态的真实反映。其本人虽居于“京师”，身居闹市却过着清苦无为的生活，很有隐者之风，由于他缺乏陶渊明的生活条件，又不肯寄人篱下，侍奉新主，所以只有饿死。不识时宜，怀才不遇而又孤傲自恃，生不逢时，亦死得冤枉。
“孤傲绝俗”的评价，确实当之无愧，但以生命的结束为代价，其牺牲不可谓不大矣。历史上有伯夷、叔齐因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而崔子忠则因怀才不遇而又孤傲自恃，宁肯饿死，也不愿把画卖给不识货的庸人，宁肯病死在床榻上，也不愿意接受无礼者的援助，最终以自己的生命成就了李唐名作迥然不同的另一幅《采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