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1890～1950)女。全名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美国人。1919年赴德国，在柏林以教授英语为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广泛参加社会政治活动。1927年在丹麦、捷克养病，完成自己的长篇自传《大地的女儿》。1928年经一位德国共产党人介绍，以《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在上海参加中国进步文化运动，写了许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和讴歌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文章，陆续出版了《中国人的命运》和《中国红军在前进》等书籍。1936年初，得知中共急需在西安设立秘密转运站以缓解红军奇缺的通讯器材和医药物品问题时，便与宋庆龄推荐德国共产党党员、牙科医生温奇·海伯特去西安，在七贤庄一号开设牙科诊所作为掩护。
同年秋，她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的身份来到西安，暂住临潼华清池，边养病边写作，并准备从这里前往陕北苏区。12月初，蒋介石来到西安，把行辕设在华清池，督促实施大规模的“剿共”军事行动。史沫特莱-迁移到西安城内的西京招待所。12月9日，西安大中小学的数万名学生上街--，高唱救亡歌曲，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她手持照像机，拍摄了许多学生-的照片，因此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威胁。12月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史沫特莱闻讯欣喜若狂，情不自禁地跑到院子里用中文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蒋介石!”她以极其敏感的政治触角，用手中的笔，向世界人民报道了在西安所发生的一切。尽管她的身体尚未完全康复，她还是应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位一体”之邀到广播电台工作，勇敢地担负起对外英语广播的任务，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传西安事变的-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通过王炳南的安排，她和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一起专门访问了杨虎城，询问了西安捉蒋的目的和意义、西安事变与两广事变的区别、西安释蒋的情况等问题，得到了满意的回答。她还和德国友人王安娜访问了事变后获释的大约300名红军战俘。
1937年1月12日，史沫特莱应邀北上陕北苏区。途中在红军驻地富平县庄里镇停留，采访了著名的红军将领彭德怀、贺龙、左权等，1月底到达延安。当天晚上，美国医生马海德就带她访问了红军总司令朱德。朱德那种平凡而伟大的性格深深地感动了她，使她产生要写一部朱德传记的念头。3月1日下午，史沫特莱到凤凰山麓毛泽东主席住处，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进行采访。毛泽东畅谈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新政策，告诉她统一战线是抗日的，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是全民族的，包括一切党派和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向她介绍了抗日民族阵线的主要政纲。此后，毛泽东常去她的住所，一起吃便饭、谈论国内外形势和文艺问题。
接着，史沫特莱开始着手较长期的写作计划，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关朱德的传记。她经常在晚上对朱德作长时间的采访，由朱德讲述自己的生平，他们使用中文、德文、英文的混合语，有时还画一些红军行军、作战的简图，在难以沟通时便求助于翻译吴光伟、马海德和黄华等。为了写好传记，她细心观察朱德的一言一行，并从老红军那里搜集有关资料。就这样写出了在她死后六年才得以出版的《伟大的道路》一书。她在采访和写作的同时，还积极投身于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她吁请国际社会向延安提供物资和医务人员；她向中共领袖们建议，努力吸引外国新闻记者来延安采访；她坚决主张打破国民党对延安的-，让更多的人知道红色中国的-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于是，她向所有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外国记者发出邀请，只要谁能设法抵达西安，她将负责安排接应他们，并把他们领到延安。在史沫特莱的帮助下，王安娜、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维克多·基恩、合众国际社记者厄尔·列夫以及乘专车周游中国的欧文·拉铁摩尔博士和一批美国学者，都纷纷前往延安参观访问。
史沫特莱在延安看到了革命的未来。1937年3月4日，她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但没有被接收。她嚎啕痛哭。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向她解释：作为一名记者留在党外会起更大作用。尽管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朱德要率领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而史沫特莱对他的采访尚未结束。于是，她去问毛泽东：哪一样事更重要，更值得她做--留在延安写朱德的传记，还是到前线去报道战争?毛泽东回答说：“这次战争比过去的历史重要得多了。”史沫特莱遂于9月中旬离开延安前往山西抗日前线采访，向全世界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业绩，先后完成了《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以及朱德的传记《伟大的道路》等书稿的写作。
1941年史沫特莱因病回美国，受到美国政府破孩，1949年-英国，1950年5月6日在伦敦病逝。她在遗嘱中要求把她的遗骨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人民按照她的遗愿，将其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烈士陵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