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渠，耕作学家，中国耕作学科主要奠基人。他汲取国外土壤肥力和耕作理论，结合我国实际，率先提出用地养地相结合是耕作制度改革的核心，并以
此为指导开设耕作学课程，创建耕作学教研组，主持编写第一部耕作学教科书，为我国耕作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孙渠，字惠农，山东潍县人，１９１１年６月２５日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他自幼酷爱学习，小学毕业后虽在家中辍学两年才升入县城教会中学，但仍以优异成绩提前毕业，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他从青少年时代就亲自感受农民终年劳动不得温饱的艰辛，痛恨旧社会的封建压迫和腐败政治，立志学习农业科学，将来为劳动人民谋福利。１９３６年１月金大毕业后，先后在中央农业实验所土壤肥料系和山东省立高级农业学校农科任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怀着悲愤的心情，于１９３８年离开济南，辗转到长沙，寻求报国之路。随后经友人介绍，去广西省农业管理处任职，并在省农事试验场从事磷肥施用及其在土壤中固定作用的研究。１９４０年他前往重庆，并于１９４１年受聘于设在重庆歇马场的乡村建设学院，任副教授兼农专科副主任，讲授土壤学和肥料学。他以满腔的工作热情，丰富的理论知识和科学实践，赢得了学生的爱戴。１９４５年，他获得以实习技术员身份去美国进修机会，先后访问了俄亥俄、康乃尔和加州大学。一年后，他回到重庆乡建学院继续任教，并升任教授。面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他明确地站在进步力量一边，赞赏苏联社会主义的成就，坚持学习俄文。１９４８年，他离开-的重庆，再次来到加州大学进修。在美期间，他系统地整理了多年教学研究的心得，写成了《土壤学》一书，完成《肥料学》２／３的初稿。同时，他有机会了解苏联土壤科学的发展概况，着重研究了苏联土壤学家威廉士的著作，为他回国后从事耕作学科的创建作了准备。１９５０年３月，他冲破重重障碍，毅然回归祖国，来到北京农业大学任教，投身于造福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
威廉士学说的启示
孙渠回国后的第一件事，是系统地介绍威廉士的理论。威廉士是苏联十月革命后最有影响的土壤学家和农学家之一，《土壤学?农作学和土壤学原理》和《农业耕作原理》是他的代表作。孙渠认为，威廉士的学术成就集中反映在他关于土壤统一形成过程、土壤肥力及草田耕作制的理论上，而这些理论的基础则是关于有机物质合成和分解的学说。土壤的根本特性是肥力，有团粒结构的土壤能够形成较好的肥力条件。因而团粒是土壤肥力的基础。威廉士根据自然肥力恢复过程和多年生混播牧草培肥效果的研究，提出通过草田轮作恢复肥力的建议，从而开辟了在人力干涉下缩短恢复地力过程的道路。孙渠称此为“农林牧三位一体的农业制”。因为它把造林、草田轮作、土壤耕作体系、施肥体系、良种和兴修水利六个基本环节结合起来，为农业的持续稳定增长提供了保证。孙渠在北京农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所作的系统讲演中强调指出我们祖国具有５０００年的耕作历史，有着极其宝贵而丰富的经验，如能结合我国的实际去研究，运用和发扬威廉士学说，对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孙渠在广泛研究英美及苏联农学院的课程体系及内容的基础上，对照国内当时农业教育现状后认为：无论作物学或土壤学的传统课程内容，都未能提供关于农业生产的完整的科学认识。人们天天种地，却没有一门学科来研究种地的理论。威廉士指出：农业生产的基本任务，是把太阳光线的热能变为有机物中的潜能，这一任务只能由绿色植物来完成。植物生产、动物生产、土壤经营(即耕作），则是组成持续稳定的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三大环节或三个车间。把动植物残余物中处于有机状态的各种养分元素，分解为绿色植物能利用的简单无机化合物，保证植物生长发育和高产需要并使土壤获得持久的肥力，这是农业生产第三车间的任务。威廉士就此为耕作学这门新学科的建立提出了明确而严谨的理论根据。孙渠通过对威廉士理论体系的研究和介绍，日益感到在我国建立这样一门真正研究种地即土壤肥力的利用和培养的科学，时机已经到来。
倡导“用地养地”的科学观点
１９５２年，全国农业院校在教学改革中决定设立耕作学课程。孙渠在北京农业大学率先主持建立了耕作学教研组，并以苏联的教学大纲为蓝本，编写讲义，组织课堂教学、实验课和教学生产实习，并结合中国的生产实际开展部分科学研究和教学建设工作。在孙渠的带动和帮助下，其它一些农业院校也相继开出了这门课。然而，一门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并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威廉士学说经过时间的考验证明，它并非尽善尽美，他的团粒结构理论过分理想化，与我国农业生产的实际有一定的距离，他的种植多年生混播牧草的建议并未在苏联获得普遍成功。另一方面，我国农村合作化后的农业技术改造形势，也要求耕作学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改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而它却一时又无能为力，耕作学向何处去？有的学校课程停开了，有的在观望。面对这一新生学科的危机境地，孙渠坚信：考验与发展一门学科的基本措施是生产实践。从苏联移植到中国不久的耕作学，如果不经过“缓苗”、“驯化”，也就是说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考验是难以扎根、成活而有所作为的。既然这门科学在理论上是有根据的，那么问题的焦点应是搞耕作学的人脱离了我国的实际，缺乏科研工作基础和指导农业生产的能力。只有知难而进，针对耕作学科建立以后的先天不足，到实践中学习，充实、检验、提高、才是唯一正确的态度。
１９５８年，我国农村出现了新的生产高潮，孙渠被“下放”到洪洞县农村。他在那里与农民一起种植试验田，并拜老农为师，总结当地农民精耕细作经验。此后，他又多次带领北京农业大学师生到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北京郊区等农村参加耕作改制、深翻改土和种植丰产田的活动，并受农业部委托，主持进行了全国间作套种调查研究。他在这一生产、教学、研究三结合的大课堂里如饥似渴地进行探索。他看到：我国农业生产上耕作学的问题最多，经验也最丰富，搞耕作学的人应该大有作为。农民说：“地是活宝，全在人搞”，人的作用是决定性的。种好地涉及天、地、人、物的不同方面，既要善于安排作物，即通过合理间套复种和种植高产作物来发挥土地潜力，又要善于调养和培肥地力，即通过土壤耕作、施肥，轮作换茬等手段，创造持续高产的条件。既要处理好作物要求与土壤特性的关系，因地而用；还要协调人与地的物质交换、培养地力的矛盾。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从长远看，土壤肥力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培养地力是持续增产的基本要求，各地都要为此形成一套相适应的使用和培养地力的办法。这就是耕作制度，它的核心是协调用地养地的关系。掌握了地力用养客观规律，地可以越种越好，可以“一亩顶两亩”，违背用养规律，可能走向反面，甚至陷入“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的困境。
１９６２年，孙渠明确提出：耕作学是以“充分用地，积极养地、用养结合”为核心，研究农作物全面持续增产的耕作制度及其措施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的一门科学。简单地说，耕作学的任务就是揭发和利用土地在耕种过程中的变化规律，采取一套办法把地种好，多打粮食和其它农产品。他在解释这一提法的涵义时指出：第一，它揭示种地的两个对立面，既要会用，又要会养，两者存在着相互渗透的关系。第二，它指出通过用养结合提高单产．是植物生产发展的方向。第三，用地和养地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相互促进的。１９７３年孙渠在“全国改革耕作制度科技协作会议”上作《从光能利用来看有关耕作改制的几个基本问题》的专题报告时曾说：“充分用光实际上也就是充分用地，而光能的转化程度又决定于地力。养地是手段，用地是目的。积极培养地力，是我国粮食、粮棉复种改制获得成效的物质基础。由于“用地养地”理论是从我国农业的历史和现实特点出发的，是高度概括了耕作制度演变的实质和辩证关系，它不但为耕作学这门新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和生产应用，提出了有深远意义的基本理论和指导原则，而且引起各地生产部门的强烈反响，推动了我国耕作制度改革的健康、迅速发展。
提出耕作制度是农业生产的战略部署的科学解释
孙渠为了对我国耕作制度取得第一手的科学认识，采取点面结合方法，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他第一次对我国耕作制度作出了较全面的描述，给出了科学的定义和解释。１９６０年，孙渠组织华北六院校耕作学教师，总结了耕作学教学建设的经验，以我国农业生产和耕作改制的丰富实践为基础，共同编写了我国第一本北方高等农业院校通用的耕作学教材。由孙渠主编的这本教科书，于１９６１年出版。它以主要的篇幅反映了我国各地耕作制度的丰富内容，并以“因地制宜，合理种植，多种多收”为题目，对当时蓬勃兴起的耕作改制运动，作了理论概括。
１９６１年秋，孙渠在《北京日报》发表的《种植制度是增产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种植制度是一个农业地区在一定的历史发展时期，为了不断满足社会需要，因季节、因土性而进行的各种庄稼的基本安排，其目的是实现所有地块的作物常年总产量稳定地、不断地增长，而且在经济上要求花费少，收益多。所以它是全局性的问题，必须加以周密的考虑。当前突出的问题是：对各种作物配置的比例关系，主观要求与客观条件的关系；以及用地与养地的关系，应该给予合理的妥善的解决。１９６２年冬，孙渠为《人民日报》撰写了《论提高土壤肥力》一文，论述了如何发扬我国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在充分用地的同时，积极实行养地措施。主要包括有：珍惜土壤中的有机物质，结合耕作制度，尽量做到有机物质还田；充分利用作物养地的积极因素，一边用一边养，善于利用自然因素，省力省时地提高土壤耕作质量，也就是全面实行以充分用地、积极养地、用养结合为中心的耕作制度。文章说，我国农民不但把粪肥、灰渣、垃圾、河泥、枯草烂叶、陈墙路土、污水等一切能够返回地里的东西尽量回到地里，而且还有一套因土、因地、因作物、因季节制宜的经济高效的施肥制度，这就是我们这块土地上种了几千年庄稼而土地的肥力仍然不减的秘密所在。文章还指出，种好地是轮作倒茬、土壤耕作、灌溉施肥以及作物配置等全部耕作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
孙渠认为，耕作制度是一个地区的农业生产为适应其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所作出的战略部署。在其组成的３个基本环节中，轮作制即种植制度是核心，土壤耕作制和施肥制是保证。耕作、施肥、灌溉等措施，都是围绕着具体作物来安排的。他写道：我国的农业生产已有几千年的历史，由于重视地力的使用与培养，既有一套间、混、套、复种等种植方式，又有一套轮作倒茬、施肥、土壤耕作等培养和调养地力的措施。所以，象豫西、关中等地，早在商朝时代就已经是农业区域，耕种４０００千多年，地力仍经久不衰。就耕作制而言，从原始社会的撩荒制，发展到今天以精耕细作为特点的复种轮作耕作制，总的趋势是土地利用率越来越大，复种指数越来越高，土地生产量越来越高，用地养地的措施越来越多，土壤地力越来越肥，作物在用地和养地上的作用越来越强。这一论断已为越来越多的农业生产的成功实践所证明。孙渠在耕作制度定义、内涵和特点方面的探索与开拓，有效地指导了我国农业生产，并为我国耕作学的理论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把耕作学献给种田人
为了发展中国的耕作学科，孙渠献出了他的全部才华。他深知发展耕作学这样一门为种地人服务的科学，只靠少数人是不行的。从他在北京农业大学建立耕作学教研组的第一天起，就十分重视学科队伍的建设，在校系领导的支持下，孙渠与他的战友姜秉权一起，培养了我国第一支耕作学队伍。在组内，他重视培植集思广益的良好学风和百家争鸣的学术空气；在校外，他注重联系生产深入实际的工作精神，从不摆教授的架子。经他亲手培养的青年教师与研究生前后共３０余人，已遍布各大省区的教学科研单位，成为我国耕作学科的骨干力量。
孙渠在治学上以刻苦钻研、勤于思考著称。他广泛阅读英、俄、德、日文书刊文献，收集研究我国古代农学文献和反映农民传统耕作经验的农谚。他以极大的热情坚持运用唯物辩证法和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观察、分析和研究耕作学及农业生产上的问题。但他并不是满足书本知识的人，而总是力图去亲身观察、体验、实践和探索，以便从中发现问题，得出他自已的结论。５０年代初期，为了验证威廉士的理论，他亲自进行了多年生牧草改土试验和马尔采夫无壁犁深松耕作法试验。他先后参加了黑龙江和渤海垦区国营农场的考察。他提出利用盐碱地先锋植物黄须草改良重盐碱“光板地”的建议，在河北省柏各庄农场大面积试验取得了可喜的成效。１９５８年，毛泽东主席看了他写的《威廉士的土壤学说及其发展近况》一书，深为赞赏，将其推荐给中央及各省领导同志以及各级农业干部阅读。但他并未因此而停滞不前，而是更加坚持在理论结合实际中有所创新。１９６０年，他被推选出席了全国文教战线群英会。此后，他以更大的热情带领北京农业大学师生到京郊房山县等地农村蹲点，总结当地用地养地、改制高产的经验，协助指导生产。１９６２年，他应当时农垦部长王震的邀请，与蔡旭、彭克明、李竞雄等教授一起前往牡丹江垦区指导生产，并进行科学试验。他提出的复种油菜绿肥与施用磷矿粉结合改良低产白浆土的建议，经试验效果显著，在生产上获得大面积应用。在“文革”的艰难岁月中，他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在养病之余，仍抓紧时间学习和写作。这一期间，他写出了《耕作学原理――关于地力的使用和培养问题》一书初稿，以深入浅出的语言，阐述了用地养地的理论与实践，成为他留给农业战线上后来人的最后一本遗作(这本２５万字的专著在他去世后整理出版）。１９７４年，他在久病之后稍感好转，就带着小板凳和煤油炉再次离开北京来到河北省涿县的北京农业大学农场，从事播种绿肥及复播大豆的用地养地效果研究。他的简朴生活和认真的工作精神，使他的学生和工人深受感动。他在涿县农场的工作延续了两个春秋，终因体力衰弱和生活困苦而再次病倒，于１９７５年９月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孙渠一生忘我工作，为人正直，作风朴实。他热爱祖国，热爱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热爱他为之奋斗３０多年的有中国特色的耕作科学。他的许多想法在他生前虽未实现，但给后人留下了一大笔宝贵的理论遗产。“毕生壮志欲凌云，服务人民是素衷”(好友侯光炯在孙渠病逝后的悼念诗句）。他以勤奋而坚定的一生，实践了他毕生的志愿：把耕作学献给种地的人。
(作者：韩纯儒)
简历
１９１１年６月２５日生于山东省潍县孙家杨孟村。
１９３６年１月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
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任中央农业实验所土壤肥料系技佐。
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任山东省立高级农业学校农科主任。
１９３８―１９４０年任广西省农业管理处技士。
１９４１―１９４８年任乡村建设学院(四川重庆）副教授、教授及农专科主任。
１９４５―１９４６年在美国俄亥俄、康乃尔、加州大学实习。
１９４８―１９５０年在美国加州大学进修。
１９５０―１９７５年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并先后任副教务长、俄文翻译室主任、耕作教研室主任、曾任中国作物学会理事，中国农业科学院耕作研究室兼职主任．
１９７５年９月１１日在北京病逝．